1944年至1946年间，延安市地方法院、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边区政府处理了一桩离婚案，即“常桂英诉童宪能离婚案”（以下简称“常桂英离婚案”）。彼时，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婚姻条例，先后于1944年、1946年作过两次修正。虽然首部婚姻条例在颁布初期，曾引发了一阵“离婚潮”，边区的婚姻政策、婚姻立法也开始逐渐从“婚姻自由”向“婚姻自主”转向，但强调男女双方自主自愿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始终是边区婚姻法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并成为广大妇女反抗性别压迫、争取婚姻自主的有力武器。“常桂英离婚案”，便是其中之一。由于该案涉及离婚中禁婚疾病的问题，加之男方童宪能始终缠诉不休，让这桩离婚案略显曲折复杂，经历了一个从延安市地方法院到边区高等法院，从初审、终审到再审的过程，边区高等法院的四任院长——李木庵、雷经天、王子宜、马锡五，也先后参与其中。笔者试借助公布的司法档案和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原这起离婚案件的事实，以期揭示边区家事审判的经验和传统。
“常桂英离婚案”的案情
1942年11月，常元山15岁的女儿常桂英被父母包办，与绥德县童家山的童宪能订婚。后到区政府请求登记结婚，因常桂英年龄不够，区政府允许定亲，不准结婚，但双方未取得政府登记即结婚。1943年正月，童宪能与常桂英移居延安。婚后仅历时半年，至同年秋季时，双方感情逐渐恶化，由互不信任到互相打闹。1944年2月间，常桂英到西北党校做保姆，童宪能不同意，将其告至延安市地方法院。该院为争取双方和好，经调处女方实行礼拜六回家同居，男方于是允许女方继续参加工作。
常桂英对童宪能因缺乏感情，且在夫妻生活中深感痛苦，故拒绝与童宪能同居，又转工作岗位于托儿所。童宪能更为不满，强行阻拦，再次涉讼于延安市地方法院。其间，常桂英又提出早在1942年就曾与张世昌（干部）订婚。延安市地方法院多方调解无果，于9月18日判决维持婚姻关系，常桂英之父常元山挑拨婚姻被判处苦役6个月。常桂英不服，上诉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44年11月22日，边区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经医院检验证明，双方均染有梅毒，童宪能传及常桂英，男女同居实成问题，童宪能与常桂英准予离婚。
对于边区高等法院的终审判决，童宪能表示不服，上告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后被移交边区政府。1945年2月9日，边区政府办公厅发函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就该案提出意见，请边区高等法院考虑或予以复审。2月12日，边区高等法院决定复审。同年4月27日，边区高等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允给一年犹豫治疗期间，让双方进行治疗并慎重考虑其同居问题。再审中，童宪能先是诬告常桂英通奸，继而又以斧头将常元山的胳膊打肿，再又诬告与辱骂常桂英工作机关之负责同志，被延安市地方法院判处苦役六个月。1946年5月27日，边区高等法院再审后判决：再审驳回，童宪能与常桂英婚姻关系应予离异。
“常桂英离婚案”的司法解读
“常桂英离婚案”的审理和判决，体现出的主要争议是双方解除婚姻的理由。即患花柳病（梅毒）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法院可否据此判决双方离婚。其实，关于禁止结婚疾病的制度，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有相关规定。如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六条规定，“禁止花柳病、麻风、肺病等危险性的传染病者结婚。”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4月4日）《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年3月20日）《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6年5月22日）等婚姻法令，均无一例外地将“患花柳病及其他不治之恶疾”作为结婚的禁止条件和离婚的法定条件。
裁判离婚的标准是诉讼离婚制度的核心内容，它是法院裁决是否准予当事人解除婚姻关系的原则界限。从“常桂英离婚案”的诉讼过程看，延安市地方法院在初审时，因男方未承认其患有梅毒，亦未进行医学检查，故未追究这点。二审期间，常桂英提出要与该院女同志谈话，陈述其夫妻生活的痛苦经历。后经边区高等法院介绍，常、童二人到中央门诊部检验，校验结果证明双方均患有梅毒。据此医学证明，边区高等法院遂判决双方离婚。尽管在这份判决书中未提及援引的具体法条，但从判决书的主文及理由表述看，其依据正是1944年3月20日颁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及第九条第四款之规定，即花柳病（梅毒）为结婚禁忌及法定离婚原因。
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有限，因此，将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用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和禁止，目的是为了防止该类疾病因传染或遗传而危及配偶或后代的健康。然而，本案的问题在于，边区的婚姻法明确将此类疾病限制为“无法治愈”，而童宪能所患病症尽管严重（治疗需三年时间）且医疗费数额巨大（每人治疗需150万元），但他所患的毕竟为“可治之恶疾”。医学上梅毒可治的说法，使童宪能有充分不服判决并持续缠讼的理由。正是基于此，再审期间，边区高等法院听取了李木庵（边区著名法学家，曾任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关于该案的处理意见，裁定中止诉讼，并给予常、童二人“一年的考虑犹豫及治疗期间”。如此一来，既减缓了疾病传染，也让双方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治疗，并慎重考虑其婚姻是否可以继续维系。应该说，创设离婚“考虑期间”的做法，尽管无法律之明文规定，但却合情合理，有利于双方问题的有效化解，体现了边区司法的人民性。
然而，在“一年的考虑犹豫及治疗期间”，童宪能又胡作非为、屡次滋事，并被延安市地方法院判处苦役六个月，以至于常桂英坚称：“不管男方如何，我根本不愿回去。”正是因为“限期一年后双方感情已好转无望反益恶劣”，边区高等法院再审后，仍判决双方离婚。从判决书的论证说理看，“查双方结婚之初既不慎重，而婚后又无感情基础……长期以来，一贯均处于感情恶劣状态中，在限期一年犹豫期中，又复证明双方和好无望，足证感情根本不合，实已无法同居。”其裁判的理由和依据显然已经从之前单纯地强调“不治之恶疾”，转向对双方感情是否已经破裂这一实质离婚条件的判断上，并最终依据“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的条款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应当说，这样的裁判结果，既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更让双方当事人信服。
从“常桂英离婚案”看边区家事审判中的司法传统
首先，它凸显了调解优先的司法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民事调解，始终是民事审判活动的基本模式。边区诉讼立法以及边区高等法院的指示信一度强调“凡民事案件一律厉行调解”，甚至曾有“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边区司法对调解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常桂英离婚案”就是这一原则在家事审判中的有力例证。纵观该案的处理过程，司法人员“耐心说服”“以理开导”“不草率下判”。例如，在1944年11月22日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中，就有“本院数次劝童接受调解，始终不允”的表述。而次年3月27日，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给边区政府林主席、李副主席呈文，谈及该院处理意见时，仍然言及“拟先让双方私下试行调解”；李木庵同样认为，“此案先行调解。如能协议离婚，双方同意，固然是个好办法。”应该说，基于家事纠纷所具有的伦理性、私密性、情感性等特征，边区司法工作者始终将调解作为化解家事纠纷最主要的手段，力图通过平等对话与充分沟通从而达到平和地解决家事纠纷的目的，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宗旨。当然，边区司法在家事审判中强调并践行调解优先原则，并非“久调不判”，或强迫、滥用调解，而是在调解不成后，及时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
其次，它贯穿了家庭本位的裁判理念。陕甘宁边区主要是个体经营的私有经济，为了大量发展生产，支持抗战中心工作，由夫妻所组成的家庭乃经济机构基础之重要成分。因此，体现在家事审判中，就是法官不轻易让夫妻离异，这恰恰也是边区司法私益服从于公益、一时利益服从于永久利益的表现。纵观“常桂英离婚案”的整个诉讼过程，初审延安市地方法院对因口角等细故为由要求离婚、而未从根本上违反婚姻本质的，为争取双方和好，先后两次判决维持婚姻关系，并将另有所图、挑拨婚姻的常桂英之父常元山判处苦役6个月。案件上诉到边区高等法院后，该院立足于改善、修补婚姻关系，介绍童宪能、常桂英两人至中央门诊部检查，了解两人离婚的真实原因；再审期间，又根据案件的具体司法情境，创造性地作出“为保全双方健康起见，对所进行诉讼，应予中止，允给一年犹豫治疗期间，让双方进行治疗并慎重考虑其同居问题”的裁定。离婚案件“考虑期间”的创设，充分体现和贯彻了边区家事审判缓和婚姻冲突、挽救婚姻家庭的家庭本位原则，是陕甘宁边区在家事审判领域中的重要制度创造。
最后，它体现了情理法交融的判案模式。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天理、国法、人情”则是深深扎根人们心中的公平正义观念和是非评判标准。陕甘宁边区传承了传统，并在家事审判司法实践中发展形成了“总的方面是以不违背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法令为原则、同时综合运用情理合情合理的予以解决”的审判模式。情理法交融的判案模式，同样体现在“常桂英离婚案”中。如童宪能患有梅毒，经医证明后男女同居实成问题，常桂英要求离婚，实为不得已之苦衷，遂判决准予离婚。再如，在高等法院再时审给予常桂英、童宪能“一年考虑期”期间，童宪能又胡作非为，初诬告常桂英通奸，继又以斧头行凶，再又诬告与辱骂常桂英工作机关之负责同志。凡此种种行为，显然不近人情、有悖常理，足见双方感情好转无望反益恶劣。高等法院据此认定双方“感情根本不合，实已无法同居”，判决双方离婚。当时边区民众法律素养普遍不高，因而判决书中注重情理法结合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本文转载自人民法院报）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2018年度一般课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例汇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CLS（2018）C39）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
（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