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法学院校历史上，山西大学法科有其特殊的办学起源、办学环境和办学特色。本期影像回顾山西大学法科的百年历史发展，法科自创办到稳步发展，从中断到恢复重建，历经沧桑。我们期待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她能够启航新征程，重获新荣光。
本期影像题为《山西大学法科百年发展掠影》，由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撰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影像栏目（第172—177页）
山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自古就有“重法”的风尚和传统。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晋秦法家与齐法家发展为两种类型的法家传统，共同塑造了中国封建法治概念的主干。17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学随耶稣会士来华传入山西，意大利人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年，曾用名王丰肃）在绛州官绅的支持和帮助下，将欧洲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古典知识译成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等十余种作品，最早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古典社科知识，开创了将西学与儒学融合并深度引入地方教育的实践。
岑春煊（1861-1933年），字云阶，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恩荫入仕，热心新政，创办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华，与晚清上流结交深广，对维新变法有很大影响，创办山西大学堂，著有《在华四十五年》。
19世纪末，清廷内忧外患。庚子之变，晋省仇教酿成巨案。为速结教案，以纾兵祸，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与驻沪总教士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多方交涉，最终议定以庚子对英赔款开办的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并入晋省遵旨筹办的大学堂，原山西大学堂改为中学专斋。按照办学章程，由国人充任大学堂督办（校长），中西两斋分别由国人和英人主持。西学专斋为期10年，期满后中国收回自办。1902年6月，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正式成立，山西从此步入现代教育事业发展轨道，法学教育随之起步，倏忽之间走过了一百多年。
毕善功（Louis Rhys Oxley Bevan，1874-1946年），英国人，1899年获剑桥大学法学士（LLB），1900年任大律师（Barrister），1902年来华，1910年至1941年先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著《中国的宪制建树》等。
解荣辂（1875-1929年），山西万荣人，字子仁。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留学日本京都政法大学。留学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山西省教育司司长，民国教育司司长等职。
1906年大学堂聘英人毕善功（Louis Rhys Oxley Bevan，1874-1946年）代理西斋教务，西斋设法律、矿学和格致三科。时任大学堂监督的解荣辂（1875-1929年）为西斋和法科的创办起了重要作用。法律科第一年设法律学、罗马法、国际公法、名法、名学（伦理）、英文，第二年设财政学（经济）、宪法、商法、契约法、英文，第三年设刑法并刑事诉讼法、民法、交涉法、国际法制比较、法文、英文，第四学年为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刑事考、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海军律、国际法制比较、法文等。授课多外籍教师，课程内容、方式与授课语言充满英式色彩，学生很不适应，为解决教学困难，李提摩太特意在津沪聘请翻译，上课时外教讲授，中国教习翻译，另在沪设译书院翻译教材，如《美国法律学》等书。1910年12月法律学科首届学生18人毕业。
进入民国后大学堂改名大学校，撤中西斋改设预科和本科（分文、法、工三科），法科设法律学门，中斋首批学生、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专业的刘绵训任代理法科学长，旋辞职，1914年2月聘早年留英法科生阮志道为法科学长，不久阮辞职，聘冀贡泉为法科学长。
1919年9月法科设政治学门，首次招收学生44名，此山西大学政治学学科发展之始。同年10月，胡适陪同杜威到学校访学，作“娘子关外的新潮流”演讲，批判山西闭塞保守，鼓励学生投身新文化运动，到北京读书，一时掀起晋省学子赴京读书风潮，时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友渔即是受此影响的众多学子之一，后考入北京法政大学，投身革命，成为新中国红色法学家。
1931年山西大学校改称山西大学，法科改为法学院。冀贡泉任法学院院长，均有留日法政背景的张嘉琳和王赐余分任法律、政治两系主任。按当时大学组织设置办法，1934年法学院增设经济系。到抗战爆发前，山西大学已发展为文、法、理、工、教育五个学院，下设14个学系颇具规模的综合大学。法学院标准地设置了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法学院有教授10人，副教授1人，讲师17人，助教7人，职员14人，学院师资力量之雄厚，冠盖全校。
1934年7月并入法学院的山西省立法学院，创办于1907年6月，是山西近代法学教育的另一源头。刘绵训、张瑞（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冀贡泉、冯伦等先后执掌该校，1931年改组为省立法学院时，设法律和政治经济学两系，办学颇具规模。1933年国民政府压缩文法科，以办学经费不足为由，将山西教育学院和省立法学院一起并入山西大学。
冀贡泉，山西汾阳人，190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后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194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1949年后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1955年后任山西省第二、三届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山西大学校门
宣统二年（1910）十月十三日会议接收西学专斋纪念合影
抗日战争时期，法学院在颠沛流离条件下坚持办学。1937年8月，法学院迁至平遥。1938年春，晋南各县相继失守，师生四处流落。法学院张嘉琳院长设法保藏书籍资料。1939年秋，阎锡山兼任校长，委法学院冯伦为副校长，法学院在陕西城固、西安两地招生90余名，停办两年后在陕西三原开学复课。
1940年8月，张汉山被聘为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杨峻山为法律系主任，章熊为政治系主任兼任教授。1941年9月，法学院奉命迁陕西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1942年年底迁吉县克难坡四新沟。1943年4月，学校改为国立，由教育部拨发经费。1945年10月，学校奉令回迁太原。1946年，徐士瑚任大学校长，法学院教授兼训导长杜任之任法学院院长，康螽羽、徐光达先后任法律系主任。
杜任之
周北峰
张嘉琳
王赐余
冯伦
1937年前的山西大学正面景
山西大学法科教学楼
山西大学法学院体育场
山西大学法科师生宿舍
山西大学法学院部分同学合影（1946年）
办公楼前景
办公楼
1948年7月，学校迁至北平，11月法学院迁入北平东交民巷井陉煤矿公司大楼。杜任之院长、周北峰教授（傅作义私议代表）为北平和平解放努力奔走，作出了贡献。1949年2月22日，北平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山西大学。太原解放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令山西大学返回太原。
1949年法学院法律系暂停招生，在校师生调入北京大学。1953年山西大学建制撤销，1959年恢复设立。此间法科不存，直至1980年筹建、1981年5月再次设立法律系，92名首批法学专业学生入学。原政治系主任陈绍兴为复办法科功不可没，为首任系主任。20世纪90年代后王继军赓续推进。1996年7月设法学院。
1981年5月山西大学复建法律系时部分教师合影
1985年7月山西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留念
民国时期山西政务、学务多受阎锡山治理之道的影响，法科虽然不如“北朝阳，南东吴”声名显赫，但细水长流、稳步发展，且颇具规模，较少受外界影响，风格传遗，持续至今，故招生规模、师资流入流出，学制规章等学务各项，均能持续而不坠，人才培养对晋省地方自治和现代司法体系的建立和支持成效显著。
山西大学法科办学史上的红色资源尤其值得挖掘和提炼总结。冀贡泉培养的两个儿子冀朝鼎和冀朝铸，都积极参加革命，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到毛主席称赞和高度评价的刘少白是山西大学堂法律科1908级学生，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37年入党，创办农民银行，为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解决军需民用、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仍对山西建设建言献策。
早在1927年3月，山西大学就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吴吉人、高巍、甄华为支部委员。1927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杜任之曾与其他进步人士发起成立“牺盟会”，其后任法学院教授兼训导长，长期以山西大学为阵地组织师生开展革命斗争。还有许多法学院毕业生后来成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
教学楼
图书馆
礼堂
后记
复旦大学法学院陈立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李洋博士提供了解荣辂、毕善功的图片和有关信息，其他图片由山西大学法学院王继军、周子良提供，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