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法治历史长河中，基层调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古代基层社会消除隔阂、化解矛盾、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中华法系“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长期以来，囿于资料限制，关于宋代基层调解的具体实施认知不足。何新所先生编著《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所载30余方新出江西墓志，为我们准确认知和评判宋代基层治理中调解的主要类型、运作实况和社会效果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鲜活素材，挖掘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着重要意义。
宋代江西地方健讼之风
晚唐至两宋之际，长江流域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宋室南渡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经济、政治、文化更趋繁荣。同时，民间田土、户婚、钱债等纠纷迭出，江西一地则成为宋代“健讼”风尚之典型例证，所谓“珥笔之民，新昌颇多；积年之案，高安为最”，斯之谓也。北宋嘉祐年间，洪州（今江西南昌）新建县即以“俗健讼，好持吏短长”著称。沈括《梦溪笔谈》曾言：“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村校中往往授生徒。”欧阳修《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曾记载歙州好讼之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南宋健讼之风更趋蔓延，蔡戡《朝奉郎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赵公墓志铭》言江西“素号健讼，有珥笔之风，鐀吭贯足者，无日无之。”周密《癸辛杂识》又曰：“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凡此种种，可见宋代江西“健讼”风气之盛。
宋代“健讼”风气在新出宋人墓志之中颇有体现。《曾丕显墓志》（1135年—1207年，临川临汝人）言：“曩时俗尚斗讼，磨牙相吻，错立相环。”《邹世英墓志》（1156—1229，抚州崇仁人）言：“乡邻斗讼，辄委曲解纷，蒙其力者莫不心感。”《程光亨墓志》（1203年—1270年，饶州鄱阳人）又曰：“乡之有嚣讼斗狠不能自已者，公辄为之解。”墓志在颂扬墓主德行的同时，揭示了宋代江西地方“健讼”风气之盛。“健讼”之风既加重了当时基层社会治理负担，又与儒家“无讼”理念相悖，故多为时论所讥。
宋人墓志所见基层调解
儒家文化一贯向往亲族敦睦、乡邻友善、词讼稀见的理想社会愿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传统价值观念之中，和谐安宁是守正之道，矛盾冲突则为取乱之途。和解或调解作为理想的争端解决方式，其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时间效果往往优于诉讼。在儒家话语体系中的调解行为，高度维护宗族之恩、手足之情、邻里之睦等伦理观念。中国的调解传统，其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谓“动之以情”乃是以亲情、人情去打动对方当事人，使之忘却曲直是非，从而达到息事宁人之目的。所谓“晓之以理”，即以儒家纲常伦理进行劝导，使当事人“重义轻利”，甚至见义忘利，从而不再为财货“细故”而相争讼，以达“道德教化”、安分守己之目的。通过各种调解手段，调处基层矛盾纠纷，予民教化，最后达至理想中“无讼”的社会效果。也正是基于精神内核和理论支撑，调解制度才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赓续不绝。
“厌讼”“耻讼”“无讼”等观念一直都是我国古代社会所向往的价值追求。然而，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诉讼激增，“兴讼”“喜讼”“好讼”现象频发，恰与传统“无讼”理念之间形成对立冲突。针对此种尴尬局面，宋人开创性地将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手段，并逐步出现了官府调解、民间调解、组织调解等调解方式，形成了规范化、体系化、多样化的多元调解机制。例如，北宋张鼎（1024年—1091年，济州钜野人）“家富于财，乐善好义，为乡里长者”，其墓志言“乡人有争者，至就平曲直，劝譬而去，无不满意。”在基层矛盾纠纷的解决之中，“好义”“德高”的乡贤对同乡“劝譬而去”的做法，有效解决了基层矛盾纠纷，及时修复了受损的社会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基层里正、乡老等参与调解的例证，在新出江西宋人墓志中多有著录。如《何仁富墓志》（1118年—1196年，抚州崇仁人）言其“曾为里正，有斗讼者平之，岁饥则开仓损直，周济贫民。”《吴思诚墓志》（1190年—1259年，抚州崇仁人）言“屡为里正，洁直公平，排纷解患。”宋代基层里正以半官方身份主持调解、消弭争讼的历史事实由此得以证明。相比之下，乡闾贤达、耆老则是调解的另一主导力量。如《曾希宰墓志》（1071年—1138年，洪州丰城人）云：“尝乡党有嚣讼相竞，一日公见之，面折强争，毁斥厉谕，悉点画所非类当如此，有失复雪，不待鞫狱，锻炼明审，故乡邻士老詟服崇重之。”《陈瑗墓志》（1090年—1178年，临江军新淦人）记载：“其心公平，乡闾有讼争，曲直不决者，公为折衷之，莫不敬服。”《黄珍墓志》（1181年—1245年，抚州崇仁人）载：“事至，无巨细，悉为裁处，各尽其当，故族党乡邻皆取正焉。”在乡老调解中，不乏调处高效、裁断公正之例。譬如《葛大亨墓志》（1121年—1190年，豫章丰城人）言“人有斗讼，得公一言，必内媿止。”《熊有智墓志》（1123年—1198年，丰城人）云：“里巷有讼争不平者，公徐以一言折之，皆色愧而心服，往往多不至官府。”《熊岑墓志》（1098年—1170年，江西丰城人）记：“乡闾有讼至官府者，公一言平之，无不屈服自解。”《胡必胜墓志》（1151年—1206年，抚州崇仁人）：“里人有争端讼牒，每劳心克己，折狱解纷，人皆悦服。”显然，德高望重、正直可称、心存公正是宋代调解人的共有特征，也是顺利处置调解事务的必备素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伴随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新兴富民、乡绅阶层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传统义利观念逐步发生变化。由此，家赀丰厚、乐善好施、仗义担当等，成为南宋江西地方调解者的重要特征。例如曾希宰家富于财，“唯慕陶朱公之富，是故家足肥羡。”何仁富“节于用财，家资日益……乡党有缓急，揭囊以贷，曾不吝意。”熊有智“晚节田园尽膏腴，栋宇新轮奂，远近皆为之嗟叹。”富户、乡贤凭借雄厚资财与私德修为获得乡民高度认可，通过调解诉讼广泛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反映了两宋社会阶层地位之升降及职能之变化，更为查明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分工提供了依据。
无讼与健讼的博弈融通
“无讼”的理想与“健讼”的现实之间，客观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宋代江西基层社会始终存在“健讼”现实与“无讼”理念的深度博弈与融通，各类调解则成为勾连和媒介“无讼”与“健讼”的重要路径。宋代基层纠纷的解决多由民间调解，调解人或以私人身份或以半官方身份组织、主持调解活动，多数矛盾纠纷化解于民间调解程序之中。南宋《严黼墓志》（1136年—1205年，丰城严桥人）记载：“或有忿争致讼，公从容以理到之语折之，闻者负媿请止，愿毋蹈终凶之戒。”甘榮（1165年—1224年，豫章丰城人）墓志曰：“闾里有争讼，先君恻然于怀，出力以平，争端用息，远近以和。”由此可见，宋代民间的基层调解对于疏导和化解健讼之风发挥了关键作用，调解成为宋代基层治理中宣布教化和诉源治理的重要门径。墓主调解事迹被镂于贞石、藏于玄泉，反映出宋人对于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高度认同与推崇。究其根本，调解可以有效杜绝缠讼、上诉等危害正常司法秩序的行为发生，能够缓解基层办案压力，减轻州县官府政务负担，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新出宋人墓主中关于调解的记载，深刻反映了宋代江西地方经济水平、社会风气和司法状态，彰显了宋人沟通“无讼”理念与“健讼”现实之间冲突的理性思考和智慧实践，对于当今基层矛盾纠纷的疏导、分流与化解，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宋代调解有效勾连、融通了自治、德治与法治三项理念，对于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效能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镌刻于墓志之上的宋代调解故事，生动展示了古人在基层治理领域的有益思考与社会实践。走进历史时空，对话古代贤哲，汲取经验智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10-21 第1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