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的集大成者。历代学者对《周易》评价不一，有学者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也有学者认为《周易》反映了传统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可否认的是，《周易》作为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对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周易正义·序》）。《周易》又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序》）
不易原则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易含三义中的第一个原则是不易。不易原则，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深远。所谓不易，就是指不加改变，相对稳定的意思。《周易》认为，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特征之一。反映在法律制定方面，就是要求法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拥有稳定性。唐代统治者指出：“法令不可数变，变数则烦，官长不能尽记。”（《资治通鉴·唐纪》）。法律修改变更的速度太快，就可能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从唐代以后中国法律的成长情况看，历代法律，特别是律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拥有稳定性。在唐王朝287年的历史中，总共产生五部律典：《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开元律》《大中刑律统类》。一部律典平均使用时间接近五十年，有相当的稳定性，确保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定本，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大明律》永世不得修改，这部法律一直用到了明朝政权结束，使用时间长达300年之久。明朝中叶，由于社会生活的快速变迁，加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大明律》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于是，在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将《问刑条例》附于《大明律》后，与《大明律》一同生效。清朝著名律典《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定本，一直沿用到了清朝晚期，变法修律开始为止，使用时间也达300年之久。
从中国历史上法典编纂，特别是律典编纂的情况看，中国古代律典自唐以后表现出特别的稳定性，体现了《周易》易有三义原则中的不易原则。
变易原则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易含三义中的第二个原则是变易。《周易》认为，事物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变化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反映在法律层面，就是指法律应当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打击力度。或轻或重，不一而足。具体体现为三国三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中国法律的成长走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路线，隋、唐是马鞍形的顶点，隋、唐法律最为宽缓，明、清法律最为苛酷。
一般而言，一个王朝开国的时候，为了稳定民心，法律会变得宽缓。例如，汉初，废除秦朝法律《挟书律》《妖言令》。刑罚方面，汉初废除夷三族，汉文帝十三年，经过改革废除了宫刑以外的其他肉刑。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使法律向宽缓化方向迈进。表现为大部分肉刑被废除，为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隋、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是中国法律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刑罚最为宽缓。表现为：死刑只有斩、绞二等，徒刑、流刑均不附加肉刑。唐太宗贞观四年，全国仅二十九人被处判死刑。唐高宗永徽年间，大理寺关押的囚犯一度降至五十余人。隋、唐时代，社会的稳定、繁荣带来法律的宽缓化发展历程。
两宋时期，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矛盾激化，农民起义运动频发，在宋徽宗年间爆发了宋江和方腊的农民起义运动。伴随社会环境的恶化，程朱理学出现。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使中国法律从宽缓走向严酷，凌迟刑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凌迟刑在两宋盛行，反映了法律的残酷化方向。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滞后，阶级矛盾突出。明、清时代法律领域有很多创新，但法律严酷化的总体方向没有改变。
总之，从中国法律在成长过程中的宽缓和严酷情况看，政治清明，生产力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法律宽缓。政治昏庸，生产力滞后，社会动荡的时候，法律严酷。《周易》变易原则，对中国法律的制定和成长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易原则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易含三义中的第三个原则是简易。简易原则对中国法律的成长影响十分深远。中国法律在成长过程中，走过了一条删繁就简的路线。夏，商时期，法律条文繁多，有“夏刑三千”（《周礼注疏》）的说法。
汉朝开国以后，因为承袭秦制的原因，法律条文总数迅速扩张，以至于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晋书·刑法志》）的情况。秦朝法律在法家皆有法式主张影响下，条文繁多。以此为基础制定的汉代法律，也有条文繁多的特点。据史料记载：汉代法律“凡断罪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晋书·刑法志》）。这种情况，没有因为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改变，法律条文繁多的情况一直到西晋《泰始律》制定才发生了根本的扭转。
一般认为，《泰始律》是中国历史上法律条文删繁就简的分水岭。《泰始律》在汉代律文基础上，将法律条文删除十分之九，“凡一千五百三十条”（《唐六典》）。从而实现了传统儒家法律简约化的理想，使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简约化的道路。《泰始律》在汉律基础上大规模删减条文，反映了《周易》简易原则在法律层面的落实。从此以后，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简约化的道路，法律条文越来越少。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法典：《北齐律》在西晋《泰始律》的基础上，将律文删为九百四十九条。唐代永徽年间制定的《永徽律》，进一步将条文删减为五百零二条。到了明朝，定本于明洪武三十年的《大明律》，法律条文仅四百六十条。到了清朝，定本于乾隆五年的《大清律例》，条文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减少了二十四条。《大清律例》律文总计四百三十六条。至此，中国法律的简约化任务完成。
从中国法律成长的基本情况看，法律条文的数量走过了一条删繁就简的发展路线。反映了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其立法精神，从法家皆有法式向儒家法律简约的过渡。法律的简约化运动，不仅体现在中国法律制度中。《周易》简易原则，还深入百姓生活，成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
总之，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重要典籍，《周易》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儒家思想在法律层面的落实，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文化的传统资源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14ZDC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作者简介：律璞，女，土族，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主持、完成省级项目一项，厅级项目两项，校级项目若干。在各类刊物发表文章四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