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我们在审理案件时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中国古代司法官员审理民事案件时，则不完全依靠法律。以情动之，以情感为出发点化解矛盾，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经常采用的方法。汉代司法官员也是如此。潘久维曰：“审判者进行审判活动，接触与诉讼有关的人（个体）和事物，产生喜、怒、哀、乐、爱、憎等感情，是由审判者（个体）本身的生物机制制约的，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以情动人的方式化解纠纷，特别是民事纠纷有着非常好的效果。汉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采用的情感措施，不仅仅及时化解了纠纷，对于维护良好的民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罪己的方式对百姓进行感化教育
汉代司法官员在民事纠纷发生时，常常通过罪己的方式反思自己的过错。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许荆字少张，是会稽阳羡人。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 乃顾吏使上书陈状，令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从《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载可以看出，许荆是会稽阳羡人，汉和帝时期，升迁为桂阳太守。曾经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巡行来到耒阳县。县里有一个叫蒋均的人，兄弟两人争夺财产，相互起诉到官府。许荆在兄弟两人面前感叹道：“我担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而所治理的地方，教化不能推行，责任在太守啊。” 于是找人代写诉状，将自己告到廷尉那里。蒋均兄弟二人终于感悟，放弃争夺财产，都愿意承担相应的罪责。
据《汉书·韩延寿传》记载：“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徙杜陵。”韩延寿后来升迁为谏大夫，出守左冯翊。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为，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兄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 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
从《汉书·韩延寿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韩延寿是杜陵人，因为父亲死亡，韩延寿出任谏大夫，驻守在左冯翊。春天到来的时候，韩延寿巡行到达高陵县，县中有百姓昆弟之间争夺财产，提起诉讼。韩延寿非常伤感，说：“我有幸获得此官位，应当是一郡的表率，却不能推行教化，致使一郡之内有骨肉亲属争夺田产的事情发生，既有伤风化，又使贤长吏、啬夫、三老等地方官员蒙羞，责任在我啊，应当先行离开官府。”这一天，韩延寿以生病为由，不处理公事，在所居传舍中，闭门思过。一县的官员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县令、县丞、啬夫和三老这些地方官员也都等待被治罪。于是争夺田产的两昆弟所在的宗族将兄弟两人叫来，进行说服教育，兄弟两人都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两个人都露出臂膀谢罪，愿意让出田产，终身不再争夺田产。
从《汉书·韩延寿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韩延寿在巡行过程中来到高陵县城，发现有昆弟两人争夺田产。发生这样的民事纠纷，韩延寿没有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闭门思过的方式，使昆弟两人悔悟，从而顺利地化解了纠纷。不仅解决了眼下的田产纠纷，且具有一劳永逸的功效。潘久维曰：“法官自省是法官必须具备的气质。法官在审判他人之前，必须先对自己加以审判。对自己进行审判，就是一种自我反省。这种自省功夫需要在审判实践中磨炼培育。”据《后汉书·鲁恭传》记载，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勅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长乃慙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贳不问。从《后汉书·鲁恭传》的记载可知，鲁恭做中牟县令时，有一个亭长借了别人的牛不肯归还，牛的主人将亭长告到了鲁恭那里。鲁恭招来亭长，再三让他还牛，依然没有归还。鲁恭叹息说：“是教化不明的缘故啊。” 想要交出印章，解去绶带辞官。掾史们都伤心哭泣挽取。亭长非常惭愧，将借来的牛归还给主人，来到司法机关，准备接受处罚。鲁恭宽大处理，没有对他治罪。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汉代司法官员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不是采用单一的处罚方式，而是通过罪己的方式，使当事人悔悟，从而使民事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通过感化教育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墩铭曰：“而感化犯人须以仁爱对待犯人，以启发其良知与良心，方能收预期之效果。”汉代司法官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十分重视通过感化教育的方式化解民事纠纷。
据《后汉书·鲁恭传》记载：鲁恭“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从《后汉书·鲁恭传》的记载可知，鲁恭做中牟县令时，处理民事案件主要采用以德教感化的方式，不专任刑罚。当时，县里有许伯等人起诉他人，争夺田产。多个前任县令都无法解决，鲁恭将两人叫到一起评论是非曲直，然后让他们回去反省此事，两人互相让出土地，不再耕种。
据《后汉书·吴祐传》记载：“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候相……民有争讼辄闭阁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从《后汉书·吴祐传》的记载可知，吴祐在做胶东相时，只要百姓中有民事纠纷发生，吴祐都会关门自责，自我反省，审理民事案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者亲自到百姓家中调解，使争讼者重新和解。
《太平御览》引谢承《后汉书》记载：仇览，“为县阳遂亭长，有陈元者，凶恶不孝。其母诣览告之，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孝经一卷，使诵读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谢罪曰：‘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詈母。乞今自改。’遂成佳士。”仇览为县阳遂亭长时，好行教化。辖区内有一个叫陈元的人，非常凶恶，不行孝道。他的母亲到仇览处告发自己的儿子，仇览将陈元招来，责备他应有子道，并将一卷《孝经》交给他读。陈元反省自己的行为，非常懊悔，终成佳士。在这里，仇览未开庭审理不孝案件，而是贯彻儒家“先教后杀”的精神，以教育、感化为先。最终使陈元浪子回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汉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侧重于通过以情动人的方式，通过罪己的方式对百姓进行感化教育，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司法官员也当经常总结办案经验，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此才能更好地审理案件，化解纠纷。汉代司法官员除了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之外，常常亲自前往案发地，到百姓家中调解纠纷，汉代司法官员还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体现了传统儒家“和为贵”的基本主张，有助于实现传统儒家无讼的基本理念，以加快民事纠纷解决速度，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值得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借鉴和学习。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1 年10 月29 日第 007 版）
作者简介：律璞，女，土族，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主持、完成省级项目一项，厅级项目两项，校级项目若干。在各类刊物发表文章四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