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论丛》 第14辑刊发
官帽一个不要，荣誉一样不少
——追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拓土者杨永华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杨静副教授
目次
一、寒门贵子、负笈北大
二、执鞭西北、深耕学田
三、学脉传承、智慧流芳
四、伉俪情深、纸短情长
【题记】
“只有堂堂正正做人，圆圆满满治学，求实、求是、求索，坚守治学信仰，虔心守护学术殿堂这片净土，才能不断在学术钻研中推陈出新，为理论创新添砖加瓦。”这是杨永华教授一生践行的治学之语，也是杨老师学术生涯以及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陌上柳青青，东风换年华”。“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杨永华教授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他是我国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西北政法大学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杨老师一生爱读书、喜欢读书人，为共和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才培育倾注毕生心血，留给后来人无限的怀念与鼓舞。
一、寒门贵子、负笈北大
“寒门贵子”，寄托了人们贫贱不移、自强不息的家国梦。杨永华的父母和中国大多数父母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杨永华1937年生于山东东营的一个小村庄，童年时期国乱家贫，杨永华的父母靠种地养活姐弟四人，两人虽目不识丁，但都认为断文识字是个好事情。杨永华自幼聪慧，父母对其寄予厚望，5岁时，他被送到义学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当年，小小年纪的他每天4点左右起床，披星戴月、摸黑赶路，途经日伪岗哨，不时会被盘查，但从没有缺过课。后来，有人问杨永华那时为何如此刻苦，他说父母、先生的督促教育是外因，“能吃的好一点”的梦想是内因——长大了如能当个教书先生，就会有如义学先生一样的伙食。聪敏好学的小永华深受学堂先生喜欢，先生的引导和勉励也给了他不断求知的动力。抗战胜利后，杨永华正式进入小学、高等小学、中学读书。1957年从北镇中学考学，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年满二十岁的杨永华拥有了跳出农门的资格，也拥有了在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汲取知识的机会。和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这个贫寒的农家倾尽所有，亲朋好友齐帮忙送永华上大学。当时，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票价三块六毛五分钱，杨永华从学校申请了补助。从东营到济南的火车票价三块七毛钱，杨家拿不出这笔钱。姐夫借来自行车驮着他，用了一天一夜赶到济南火车站，父亲用架子车运着行李推了三天三夜到达约定的济南火车站与他们会合。母亲和姐姐卖了自家织的土布，为他准备棉衣棉裤铺盖，姐姐用自染的粗布做了个体面的窄裤子。借邻居家的鸡蛋换钱，买了条时髦的皮带但舍不得用。报到时北京已经冷了，他穿了一个粗布大裆棉裤用绳子系住裤腰，冬天就这样捱过来了。夏天热了就穿了姐姐做的粗布窄裤子。杨永华回忆，当年乘坐火车到达北京后，在车站接站的是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他眼前，“欢迎未来的法学家”的横幅十分醒目，这一切是全新的，与家乡截然不同。
（图1：1998年杨永华陪同到访西北政法大学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罗豪才教授）
入校后的生活，在杨永华看来就是天堂。学校发了一套洋布中山装，穿惯土布衣裳的他第一次穿洋布衣服；学校食堂供应白面大馒头，吃惯高粱面的他第一次吃白面馒头；学校每月发十二块半的伙食费，四块钱的零花钱，全家都拿不出三块七毛钱路费的他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杨永华打五六岁起就梦想通过读书能吃好点的想法实现了，而且大大超出了预期。读书考学让“吃的好点”的梦想实现了，报到迎新横幅上的字让他诞生了新的梦想。“吃的好点”的梦想，杨永华用了十四五年的读书求知实现了，“欢迎未来法学家”催生的新梦想，他用了五十五年的读书求知也实现了。在北大求学获取本科、硕士学位的八年时光里 (北大本科学制五年，研究生学制三年)，杨永华教授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钻研学术。杨老师曾提及他上大学五年间只回过一趟家，笔者追问是否是学业用功的原因，杨老师认真地讲到：“省路费，舍不得花钱。假期可以在学校勤工俭学，给食堂打杂、到印刷厂校对书稿。”本科毕业后的杨永华教授考取了北大第一届导师制硕士研究生，专注于法制史方向的研究，挂名导师是著名法学家张有渔教授，日常指导的导师有张国华、 肖永清、蒲坚等教授。张有渔教授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勉励这个朴实的晚生后辈树雄心、立大志，把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心立在新中国，改变中国法史研究落后于世界的现状。蒲坚教授在授课时候提及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尚属空白，属于法制史的薄弱环节，勉励大家有兴趣的研究生可以深入研究。当时听课的杨永华萌生了投身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想法。
二、执鞭西北、深耕学田
杨永华在北大求学期间，西北大学执教的著名历史学家陈直教授受邀来北大讲学，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与学生们一样端坐底下认真听课，十分专注。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他将研究领域锁定在革命根据地法制史领域，1965 年学成毕业的杨永华如愿分配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为学生讲授法律，同来的还有从北大地质系毕业的爱人胡志英。
（图2：胡志英、杨永华合照于1956年夏）
1979年西北政法大学复校，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西北政法大学，杨永华奉命调入西北政法大学，为学生教授法律。杨老师上课提前将教材和补充的讲义从头到尾默念一遍，上课从不带讲稿，声若洪钟，抑扬顿挫中带着浓浓的山东口音，魅力独具，常常吸引很多外班的旁听学生。法律史教研室书记吕虹副教授深情回忆道：“杨老师上课邀请学生到他家去吃饺子，在杨老师影响下,我也积极参与了陕甘宁民事、婚姻方面的档案收集工作。老先生是个敞亮的人，对于我们求学上进十分支持，在生活上也很关心学生。”
（图3：2017年10月23日，学生们前往老师师母家中探望
后排 吕虹(左一)、刘全娥(左二)、任亚爱(右二)、马成(右一)）
武警工程大学欧阳华教授回忆自己当年博士论文撰写时求教求助杨老师的经过，我在写锄奸反特法方向的博士论文时，因为档案馆资料管理严格，有些重要资料无法获取。杨永华老师无私地打开自己的书柜让我挑选资料，需要啥拿啥，并对我的博士论文认真审阅提出修改建议。杨老师叮嘱，“欧阳，你这个博士论文写完得以顺利毕业都是小事，重要的是把即将湮灭的陕甘宁边区资料抢救出来，供后人研究利用才是急迫的工作”。杨老师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要把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传承下去这种眼界与心胸值得我们学习。直到2002年从经他参与创办的西北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室退休，杨老师一直在陕西这片土地上教书育人，讲台一站就是37年。退休后的杨老师不失教师本色，仍然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不囿于专业或院校的圈子，对上门求教的和在外讲课遇到的学生一视同仁，不遗余力地予以提携关照。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后生晚学感触良多，深有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杨老师从未走下过讲台，在他心里自己一直是执鞭育人的教书先生。在搞好学科建设，认真教书育人的同时，杨永华教授一直深耕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杨永华教授回忆，张国华教授主持课题研究海瑞审判的64件案件判决材料，得出海瑞断案不受任何因素干涉，是严格依照律法审理的研究结论，既不同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定调，也不同于当时论文著述的定论。这个事情对杨老师触动很大，做到独立思考、用好第一手史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张国华（前右）、饶鑫贤（前左）、杨永华（后右）、段秋关（后中）、刘永寿（后左））
杨永华教授开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工作，首先从漫长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入手。他与方克勤等同事带上馒头用笔手抄、整理法制档案资料持续了九年之久，积累了百万余字的资料，大大丰富了西北政法大学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史料库。
（图5：杨永华老师（左）和方克勤老师（右）故地重游）
与此同时，他与同事走遍陕甘宁边区故地，寻访曾在边区司法行政系统工作过的老革命与知情群众，诸如李维汉、党鸿魁、高桐、封芝琴 (刘巧儿原型)、马锡伍曾经的同事、案件当事人等，搜集了大量的珍贵一手资料。杨永华在对马锡伍审判方式、人民司法、和黄克功案件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料的发掘整理基础上，编写学术著作十八部，撰写论文八十余篇。杨永华教授从档案史料一手资料出发，强调不拔高、不盲从，实事求是地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提炼与总结。他与同事们的研究成果使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在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领域脱颖而出，使得西北政法大学在新中国法制源头的研究上活水常涌。
（图6：杨永华与当事人一）
（图7：杨永华与当事人二）
杨永华教授曾经讲过，“我培养学术人才的办法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他不只是单纯地讲理论而是在学术研究讨论中鼓励帮扶提携青年后辈。“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杨老师先后带领段秋关、陈涛、侯欣一、蒙振祥、肖周录、汪世荣等西北青年教师参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中国法制通史、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课题研究。杨永华教授带领同事们一起在西北法制史研究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为西北政法大学培养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陕甘宁边区研究团队。如今回头看，在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领域的队伍建设上，西北政法大学在国内是传承最好的。
（图8：2010年杨老师与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团队合影
左起：讲解员，汪世荣、胡志英、杨永华、方可勤、冯卓慧、陈涛以及陪同工作人员）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教授在向外界介绍西北政法大学时，就学校办学理念与科研特色介绍道：“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祖国西北部的西安，这里承载着陕北公学、老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红色育人基因。学校立足西北，服务全国，致力于培养具有红色基因的新时代法治人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团队是学校的特色研究团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法治文明史、中国法治文明发展和法治现代化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础理论研究。在研究方面，不仅关注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及其当代价值，也注重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这些特色研究方向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证意义，更对政法领域开展红色教育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长远的影响。”
（图9：1998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在陕西省政协主席安启元陪同下，到访西北政法大学，杨永华（前右四）负责接待，前右一为青年教师代表、北大校友杨宗科。）
三、学脉传承、智慧流芳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西北政法大学法制史学科在陕甘宁领域的学术研究是由老一辈法学家方克勤、杨永华二位教授带头做起的，中坚力量由汪世荣教授、侯欣一教授带头，青年骨干由刘全娥教授、马成教授带头，学承一脉，星火相传。从这里走出的肖周录、侯欣一等学者，薛永毅、赵俊鹏等学生将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开展到新的地方上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左起：侯欣一、杨永华、段秋关、刘作翔）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专家汪世荣教授在追思老师时，讲道：“杨永华与方克勤两位老师在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上，不同于同时期的张希坡、韩延龙二位教授的文本研究方法，杨老师主张实地考察与档案史料相结合，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陕甘宁边区法制在法律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效果。他们二人率领的西北团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实证研究，重视司法档案，注重调查研究，注意在田间地头与群众中间找寻一手资料。今天我们西北团队的陕甘宁边区学术研究也是贯穿了这个思路，走实证路线，将法律放入社会中考查。我们所关注的是从制定法的文本材料出发，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如何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西北团队在陕甘宁边区学术研究领域首重调查研究与档案史料。学者们带领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在党建问题、选举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人权制度、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红色教育等十分需要依借这一时期的档案史料，档案史料的管理与服务问题，档案史料的保存与利用问题需要予以平衡，好方便我们西北团队像当年一样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让杨永华等老一辈专家学者欣慰。”
（图11：2010年杨永华老师参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活动，与参会者留影
晋人葛洪曾言，“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专家侯欣一教授在1998年接受陕西电视台采访时深情地讲道：“年轻学者的成长，离不开老一代学者的培养和帮助，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却是极不容易的，这需要高尚的品德、宽广的胸怀。正是在这一点上，杨永华先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教研室年青人比较多，老一代学者包括杨永华先生，对我们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不仅以自己对这个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还以自己的严谨、刻苦、务实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他手把手地对我们进行传帮带，比如说尽可能给我们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帮助我们确定研究方向，提供各种各样的课题，平时解答疑难问题，争取各种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机会等。他还一再告诫我们，要有超越他的这种信心和勇气。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使我们自己一步步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我们从杨老师身上所学到的这种牺牲个人名利、甘当铺路石的精神，将使自己受益终身。”
（图12：20世纪90年代为了抢救性留存影印材料，杨永华（中）带侯欣一（右）奔赴陇东地区调研，与陇东地方同志交流刘巧儿案件）侯欣一教授追忆恩师：“杨老师像我的义父，像生命、像空气在我的学术人生里。杨老师和方克勤老师之前，国内革命根据地法制史自建国以来一直是重点，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基本是空白。杨老师、方老师填补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空白。他们的贡献主要有：其一，基本勾勒出了陕甘宁边区十三年间的法制发展轮廓，这是一个学科初建的基本工作。其二，提供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范式，并为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研究思路、研究路径。其三，规划和搭建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学科的四梁八柱，虽然按照主要部门法分编撰写的陕甘宁边区法制通史还没有出齐，但按照蓝图搭建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大厦雏形初备，诉讼篇、宪政篇、狱政篇、民法篇陆续出版。其四，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的学术传承做出了贡献，培养了一批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基本的研究队伍，包括我在内、汪世荣、刘全娥等均受惠于杨老师的开创的这个体系和框架，这四方面可以反映杨老师在陕甘宁边区的学术贡献。”
（图13：2017年10月23日摄于政法北区家中，杨永华老师（右）与侯欣一（左））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专家刘全娥教授谈起自己印象里的杨老师：“我到政法的时候，杨老师快退休了，未能聆听杨老师讲课，很是遗憾。不过，后来我跟随汪世荣教授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研究”，跟杨老师有许多接触，听杨老师讲搜集边区史料的艰辛以及研究陕甘宁边区法律的经验，他特别强调一手史料和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我的博士论文写《“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的‘政法传统’”的形成》，更体会到杨老师研究经验的可贵。方老师、杨老师的研究为我们后辈的研究开创了传统并奠定了基础。”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教授讲道：“晚年的永华教授用心用力地提携了我这个晚辈学者，引以为学术知己。说实话，陕甘宁法制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并不是一路坦荡，实际上是笑中带泪，苦中带乐的。第一，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非常重要，研究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个‘热门中的冷门，冷门中的热门’学科，真正常年一直致力于研究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学者并不多。第二，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现在还在一个正本清源的阶段，我个人以为学术界对它的挖掘远远不够。将前辈的接力棒接过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对边区法制史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把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源流关系打通，把里面的智慧与理念打通，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手段把它传承下去。第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未来的走向，一定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法制的坚实基础、成熟的理念、丰富的实践的基础上去推演。杨永华老师一直对他开创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有一个初心使命，就是希望能够完成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的全部系列著作，为此杨老师在 2017 年专门给我写了一个正式的委托授权书。完成余下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刑法篇)及陕甘宁边区法制通史的是我对杨老师郑重的承诺，也是我对杨老师最好的怀念。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黄尘古道记不住人，只有同路的人能记住人，感恩我与杨老师的奇妙缘分，更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与提携。”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的杰出青年学者西北工业大学韩伟副教授的这段话，既是敬意也是决心。“作为一名后生晚辈，我觉得杨永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一个学术领域或方向的这种坚守和深耕细作，特别值得我们现在的青年学者学习。对于一个学术领域或者方向的这种坚持、坚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兴趣使然，那么到最后会成为一种信念和一种责任。一时兴趣容易，一生坚守最难。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多的教益。”
西北政法大学法制史专业毕业的硕士赵俊鹏讲道，“我是从本科阶段看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建设所吸引，因此就目标明确报考了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研究生，一心做边区法制的学习研究。三年来，受教于汪世荣、刘全娥、马成、杨静等研究学者，将我的兴趣转化为严格的学术训练，期间也多次向杨永华、方克勤二位老师请教，两位先生虽已经退休多年，但对学生的请教十分热心，受益实多，同时深深被老先生治学之严谨、情操之高尚所折服。通过三年的学习、研究，使我深刻的认识到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是先进的、光辉的，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基石，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博士阶段我将继续钻研这一方向。”
（图14：法律史学硕士毕业照
第一排导师左起：王健、蒙振祥、陈涛、杨永华、冯卓慧、闫晓君、汪世荣）
有鉴于杨永华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2012年适逢中国法学会成立三十年，中国法学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25位“全国资深法学家”，其中法制史学科有两位，均是山东籍。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晋藩教授，另一位就是西北政法大学的杨永华教授。1957年来在北京火车站看到“欢迎未来法学家”的横幅那刻的梦想在深耕学林五十五年后终于圆梦了。
杨永华教授曾参加“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国家“八五”重点出版物“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以及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先后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 (宪法政权组织法篇)》一系列著作。其中，《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 (宪法政权组织法篇)》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现代卷) 获得了“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获得了“陕西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专著之外，他参与《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纲要》《中国法制史教程》等多部教材与《陕西省审判志》《陕西省司法治》等地方志的编写工作。这些成果里蕴含了老一辈学者对学问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也蕴含了老一辈学者对于共和国法治事业的历史理论的回望与前瞻。杨永华教授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纳入法制近代化和中华法制文明历程中进行科学研究，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解开了新中国法制母胎的面纱，让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揭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法制史既有革命性又有实践理论性的特点。杨老师用一生的岁月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份贡献有益于史，这份贡献有益于世，这份贡献有益于时。
四、伉俪情深、纸短情长
发文前呈请杨永华老师老伴，北大地质系毕业的胡志英老人帮我们翻找照片，师母深情回忆了与杨老师北大相遇，“‘我老杨’当时有着45元‘高收入’，是个脚趾露头，被褥张口，衣食随简，倾囊买书，勤奋好学，为人坦荡的好青年”。热爱篮球、排球的三级运动员拒绝了体育特长生的推选上大学，自己凭本事考到北大，这个开朗多才多艺的女生抓住了求偶的关键，上进心和责任心，“‘我老杨’勤奋好学、人品好”。
（图15：夫妻合照（a））
跨越物质沟壑的二人情定燕园，贫接连理，婚后二人相携相扶走过那段特殊的岁月，互勉互励从韶华到暮年。“‘我老杨’一发工资全部给我，自己兜里一毛不剩，家里大事小情都尊重我 ， 我在单位领命筹建实验室，‘我老杨’家里带两孩子”。
（图16：全家福（b））
性格决定命运，开朗豁达的两人相爱相惜结为伴侣，筑就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不管外边是风雨是彩虹，家里永远是晴天，夫妻从未红过脸，从未打骂过两个儿子，一路欢歌笑语。秦冀两地，举案齐眉的两人给西大、政法留下了一段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佳话。师母言谈里，杨老师从未远去。
（图17：2023年10月24日，毕业的学生们去家中看望杨永华老师遗孀胡志英女士，40天后，12月5日胡志英师母在家中安详离世，杨永华老师可以与爱人胡志英团聚了。
左起：杨静、张文勇、胡志英、吕虹、叶晓川）
（图18：结婚照（a）金婚纪念日照（b））
纸短情长地道别，不能忘却地怀念。文章载道，诗歌言志。既是校友又是师友的段秋关教授借江城子词牌名，作诗怀念这位学养人品俱佳的老哥永华教授。
（图19：1985年10月杨永华等接待日本学者宫坂宏
左起：杨永华、段秋关、宫坂宏 (日本学者)、翻译、方克勤）
回看杨老师的一生，幼年长在寒门，及壮求学燕园，终生执鞭西北，始终以读书育人为乐，一心深耕法制史，以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见长。老先生学问人品深受学界尊重，对于晚辈后学更是爱护有加，抬头所见杨老师所赠的专著《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推介的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依然陈列在书架。
最后，摘录杨永华教授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 序言中的一段话来怀念他。“边区司法制度的成就、经验，不是一个狭小革命区域的成就和经验，而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经验。同时，它的成就和经验，也不仅应归功于边区政府，还应归功于党中央，因为边区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这本著作的问世，不仅具有一定程度上再现边区法律史的学术意义，同时还具有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的实践价值。”
（图20：1985年司法部在西北政法大学举办法史进修班
【责任编辑：张田田】
此文原载于霍存福教授主编的《法律文化论丛》，第14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年8月版。
编辑：仝孟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