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总结并提炼古代司法检验文明具有的优秀合理成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自先秦以来，古人积累了不少司法检验技术方法，《唐律疏议·诈伪律》就明确规定司法检验的种类有尸体检验和活体检查，司法检验的对象包括病者、死者和伤者，另外还详细地规定了检验人员违法检验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到宋代又颁布了一系列检验法规，包括尸体检验的规定、验尸人员的组成及其职责。继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之后，明清时期出版的司法检验专著不下几十种。宋代不仅有明确严密的司法检验规章制度、系统的可以遵循的检验技术方法，还有可供检验人员学习和参考的司法检验著作。这些现象表明，宋代的司法检验制度已经成熟，直至清代，鉴于当时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并无重大变化，这一司法检验体系仍然在有效地运转。自十四世纪末，中国传统司法检验制度又流传至朝鲜，进而影响日本等邻国。作为一种成熟且完整的制度，其中蕴含了注重实物证据、重民慎刑、公正酌情等值得称道的司法文化与精神。
“重民”与“慎刑”兼顾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有着浓厚的慎刑思想，西周初年，在“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策略的影响下，统治者在法制方面强调“敬德”“明德”，要求谨慎司法，绝不枉杀无辜，提出了“明德慎罚”“罪人不孥”等一系列新的诉讼法律思想。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重民；慎罚就是使刑罚得中，不“乱罚无罪，杀无辜”。明德是慎罚的精神主宰，慎罚则是明德在法律上的具体化。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哀矜折狱”的著名刑事司法主张，“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儒家后来将“哀矜折狱”归纳为“恤刑”。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皆提倡用宽仁之心执法。汉文帝认为，“法正则民意，罪当则民从”，所以用法一定要慎重，罪刑必须得当。唐太宗也曾提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了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执行死刑务必谨慎。
汉代儒法合流，儒家系统地将这些法律思想加以理论化，在立法、司法过程中形成德治为先、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主张“德礼为本”“政教为用”，要求以德服人，实行感化政策，使其成为一种道德层次上的价值观。在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正统法律思想后，以“审慎法令”“宽简刑政”为标志的慎刑恤狱思想得以确立和发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法律实施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犯罪进行惩罚，同时也要用道德伦理来感化和教化人们。刑罚的运用不仅仅是安邦定国、稳定社会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获取民心、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历代大多数统治者在司法上提倡仁道恤刑、标榜仁政，以达到缓和矛盾、稳固统治的目的。
中国古代各级司法官吏大多是饱读经书，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传统的明德慎罚思想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他们推崇“民者，国之本也”，“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的理念。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安危的关键因素，如果当权者不能恤民、安民，国家就难以治理好。朱熹进一步提出“狱讼……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的慎狱思想，不仅促使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细心谨慎，“所贵阅实狱情，不至枉滥”；同时也强调司法官员要努力去弄清案情。南宋宋慈所著司法检验著作《洗冤集录》，充分反映“重民”“慎刑”的思想，《洗冤集录》序言以“洗冤泽物”四字道出了成书的要义。“洗冤”即洗雪冤屈，“泽物”即恩泽万物。宋慈掌管刑狱期间，常遇冤案、错案，眼见胥吏奸巧，仵作欺伪，司法有失公允的事情时有发生，百姓深受其苦。因此，“重民”“慎刑”思想贯穿《洗冤集录》全书，书中既有对检验制度规章的整理归纳，又有对检验知识技术的详尽叙述，所追求的目标无非就是为了统一司法标准，权衡罪之轻重，努力做到罪罚相当，进而实现司法的公正，维护百姓的正当权益。在宋慈看来，民乃国之根本，维护百姓利益才是司法的最终目的，如果检验不实，或虽然检验正确却因为受贿而变更检验结果的，“官吏获罪犹庶几，变动事情，枉致人命，事实重焉！”可见，重民慎刑的司法理念受到各级司法官吏的推崇，成为推动传统司法检验制度产生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因。
“察情”与“据证”并重
物证在我国古代司法活动中的运用较早，《周礼·秋官·司厉》载：“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郑玄注：“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据此可见，从周代开始，诉讼制度中已存在物证的收集与运用。至唐宋时期，法律规定，在一定条件下根据物证就可以定案，即所谓“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就是说在各种物证已经清楚明白的情况下，即使罪犯不招供，司法官吏也可以根据犯罪事实定罪量刑。随着物证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宋代出现了系统的实物证据理论。
南宋郑克在所著《折狱龟鉴》一书中，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例，突破了自秦以来一直注重口供的传统证据观念，系统地提出了刑事案件中的实物证据理论。他认为审理案件的关键是如何获得案情真相，获得案情真相的途径包括“察情”和“据证”两种侦查手段。所谓“察情”，就是察其情理气貌。这是郑克吸收传统的“以五声听狱讼”方法，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总结而来，“按奸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盖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伪之人莫能欺也。然苟非明于察奸之术，则亦焉能与于此哉！”郑克借鉴了古代“五听”方法依靠察言观色定罪量刑的合理成分，提出了察情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司法实践。所谓“据证”，就是收集与案情有关的物证，据以定罪。郑克非常强调物证在破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察其情状，犹涉疑似；验其物色，遂见端的。于是掩取，理无不得也”，“凡据证折狱者，不唯责问知见辞款，又当检勘其事，推验其物，以为证也。”并且认为物证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言词证据，“证以人，或容伪焉，故前后令莫能决；证以物，必得实焉，故盗者始服其罪。”这种物证优于证人证言的理论，“突破了古代传统落后的证据观念”，是对中国传统证据观念的重要修正。
郑克认为“察情”与“据证”两种破案方法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种，只有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相互参照，相互补充，才能发现案情真相。“尝云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固当兼用之也。然证有难凭者，则不若察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隐；情有难见者，则不若据证，可以屈其口舌之争，两者迭用，各适所宜也。”在郑克看来，法官决不能只靠察言观色抛开物证而定案，察言观色只能为法官提供一些破案线索，案件的侦破最终还是靠物证来决定。当然，破案时使用物证也要依靠“察情”辨别真伪。
郑克提出的实物证据理论是对中国古代证据理论的重大突破，成为宋代及后世各代司法检验制度发展完善的主要理论基础。
“礼法”与“直观”合一
传统司法检验手段的直观性是古代司法检验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因此，在古人眼中，对身体的保护不完全是自我健康和生命的需要，而是出于对父母的孝敬。在这种孝道观的影响下，解剖尸体对古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所以传统司法检验注重外表迹象的搜集，无论尸骨检验、活体检查还是物证检验在检验手段上都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尸体检验手段的直观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不进行尸体解剖，只限于尸体外表的检验。宋慈在《洗冤集录》中就介绍了“四缝尸首”验尸法，即分别从正面、背面、左侧、右侧四面对人体各部位进行体表检验。清代则更多采用简化的仰面与合面两面验法进行尸体检验。仰面（正面）从头部开始查看，包括太阳穴、双眼、鼻孔、耳朵，然后是上身胸部、大肚、小腹等部位，最后是下身大小腿、脚、十趾等部位。合面（背面）则需查看“脑后承枕骨、颈项、背脊、腰脊、臀后看有无笞杖痕。”对于自缢、服毒等一些特殊的致死原因，古人又总结了一套以观察尸伤外部特征为主的检验手段。在自缢案件中通过查看上吊的绳迹是否形似“八”字，而在脑后并没有交汇的“八字不交法”。《洗冤集录》和《律例馆校正洗冤录》还记载了判断缢死之尸的其他一些外部特征，如“两眼合，唇口黑，皮开露齿”“牙关紧，舌抵齿不出”“口吻两角及胸前有吐涎沫”“两脚尖直垂下，腿上有血荫”等，这些都是古人对缢死之尸体表特征的经验积累，是对缢死尸体长期观察记录的结果。因中毒而死亡的案件中，虽然古人发明了借助银钗、饭团等物品进行检验的方法，但同样不做尸体解剖。对服卤中毒死亡的尸体，仍然通过查验死者的表象以及取验盛药器皿以定虚实，银钗无法发挥其验毒作用。另外，传统司法检验虽然非常重视骨骼检验，但这是在尸体腐烂之后检验骨骼，并不进行尸体解剖，所以相对而言，骨骼检验仍旧属于外表迹象的搜集。
在物证检验方面，很多情况下是运用直接观察比对的方法。例如，对凶器的鉴别，就是通过比对人体伤痕进行识别；对笔迹以及文书上的印信的审查判断，则采取“现存者须令当堂书写，逐细比对；已故者则求其平日字迹而比之”。对于指纹的审查判断，限于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检验设备和检验方法的欠缺，无法从犯罪现场提取有价值的指纹，只是通过简单粗糙的比对方法识别指纹的类型。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